6月10日，路透社在巴西利亚报道，巴西农业部透露中国已批准进口3种转基因大豆新品种。其实，中国批准进口巴西新品种转基因大豆早有征兆，6月初，一场中国-拉美农业合作论坛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但这则消息随后还是在中国国内再次掀起了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安全性话题的热议，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更是抛出了转基因致癌论。

　　围绕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支持派和反对派迅速开始了新一轮的辩论6月10日，路透社在巴西利亚报道，巴西农业部透露中国已批准进口3种转基因大豆新品种。其实，中国批准进口巴西新品种转基因大豆早有征兆，6月初，一场中国-拉美农业合作论坛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但这则消息随后还是在中国国内再次掀起了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安全性话题的热议，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更是抛出了转基因致癌论。

　　围绕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支持派和反对派迅速开始了新一轮的辩论。但与前几年相比，双方的辩论都在以相对理性的态度试图向公众展示各自的“科学证据”，并争取己方观点得到大多数非专业群体的认可。不过就目前举证方式来看，支持与反对双方在证明力上都还没有拿出足够击败对方的直接证据，都在试图把对方的非专业资格作为己方的进攻点。转基因支持派人士认为反转派人士没有相应的专业背景，而反转派人士则认为转基因的安全性评价是尚未有定论的世界级科学问题，国内专家对安全性评估的责任伦理值得怀疑。

　　“反转派”评估转基因安全性的逻辑出发点和伦理是“预防性原则”。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预防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智慧，尤其是遇到了完全不了解的东西、面对完全不确定的局面和预见到后果将无法预知的时候;对待科学，我们应该放弃迷信，更何况科学界也有利益集团。

　　针对本轮舆论风波，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做出的回应可以概括为“随大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于发公开表示，农业部近日批准的三个大豆品种除输出国已批准相同用途外，也在多个国家获得批准。

　　其实，农业部在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必要性问题上一直坚持国内土地资源短缺的观点。如果不进口转基因大豆，国内至少需要4亿亩耕地来种植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而在前几年的争论中，这一土地缺口曾经是3亿亩。但反转派人士则坚持认为，只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产量，国内土地足以保障国内需求。从建设性角度，国内反转派主张在国内推广生态农业生产方式。不过，农业生产方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涉及到市场和社会问题。就连生态农业专家、中科院植物所蒋高明研究员也对记者承认，如果大规模推广生态农业，会有很多现有农业产业链上的行业团体反对，首先就是农药和化肥企业。

　　如果把黑龙江大豆协会的转基因致癌论视为一种营销手段和口号，那么从消费产品定位角度看，反转派主张的生态农业则是典型的价格和资源错配——有机生态食品目前的价格定位是针对高端消费者，如何用来解决低收入消费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预防问题。而近年来国内农业的现实状况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效益低，耕地资源在加剧而被闲置。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对记者表示：“其实按照杂交水稻一年两季的产量计算，中国有10亿亩耕地就完全可以保障口粮安全。但现在湖北、湖南和安徽等南方传统粮食调出省份的农民更多的是选择只种一季水稻。”

　　针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争议，如果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持有警惕态度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那么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并非没有除拉丁美洲以外的合作伙伴进行选择。记者获悉，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初步考察，一些东欧国家比如乌克兰的农业生产成本和南美国家相差无几，而俄罗斯远东地区与黑龙江省也已经启动大豆产业领域的联合研究。

。但与前几年相比，双方的辩论都在以相对理性的态度试图向公众展示各自的“科学证据”，并争取己方观点得到大多数非专业群体的认可。不过就目前举证方式来看，支持与反对双方在证明力上都还没有拿出足够击败对方的直接证据，都在试图把对方的非专业资格作为己方的进攻点。转基因支持派人士认为反转派人士没有相应的专业背景，而反转派人士则认为转基因的安全性评价是尚未有定论的世界级科学问题，国内专家对安全性评估的责任伦理值得怀疑。

　　“反转派”评估转基因安全性的逻辑出发点和伦理是“预防性原则”。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预防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智慧，尤其是遇到了完全不了解的东西、面对完全不确定的局面和预见到后果将无法预知的时候;对待科学，我们应该放弃迷信，更何况科学界也有利益集团。

　　针对本轮舆论风波，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做出的回应可以概括为“随大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于发公开表示，农业部近日批准的三个大豆品种除输出国已批准相同用途外，也在多个国家获得批准。

　　其实，农业部在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必要性问题上一直坚持国内土地资源短缺的观点。如果不进口转基因大豆，国内至少需要4亿亩耕地来种植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而在前几年的争论中，这一土地缺口曾经是3亿亩。但反转派人士则坚持认为，只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产量，国内土地足以保障国内需求。从建设性角度，国内反转派主张在国内推广生态农业生产方式。不过，农业生产方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涉及到市场和社会问题。就连生态农业专家、中科院植物所蒋高明研究员也对记者承认，如果大规模推广生态农业，会有很多现有农业产业链上的行业团体反对，首先就是农药和化肥企业。

　　如果把黑龙江大豆协会的转基因致癌论视为一种营销手段和口号，那么从消费产品定位角度看，反转派主张的生态农业则是典型的价格和资源错配——有机生态食品目前的价格定位是针对高端消费者，如何用来解决低收入消费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预防问题。而近年来国内农业的现实状况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效益低，耕地资源在加剧而被闲置。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对记者表示：“其实按照杂交水稻一年两季的产量计算，中国有10亿亩耕地就完全可以保障口粮安全。但现在湖北、湖南和安徽等南方传统粮食调出省份的农民更多的是选择只种一季水稻。”

　　针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争议，如果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持有警惕态度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那么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并非没有除拉丁美洲以外的合作伙伴进行选择。记者获悉，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初步考察，一些东欧国家比如乌克兰的农业生产成本和南美国家相差无几，而俄罗斯远东地区与黑龙江省也已经启动大豆产业领域的联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