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朱副部长的表态符合实际，因为无论是IMF还是NFID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总的债务率均不超过40%，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的国家债务安全线，表示我国政府部门的债务风险相对可控。
 

　　显然，目前我国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企业身上。据相关资料，截止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而居民、金融业和各级政府部门的综合杠杆率仅为118%，而非金融企业则高达131%;但我国企业债务并非从开始就有这么高，上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负债率普遍不到20%，到90年代中后期也仅升至80%左右;到2008之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发生，我国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使得我国企业杠杆率发生历史性的攀升，至2012年就上升至125%，A股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由53%上升至60%。
 

　　显然，我国企业高杠杆率是在银行业扩张与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措施共同作用下，导致企业“任性”形成的一种必然现象。企业高杠杆率与银行业、政府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就是说企业高杠杆率虽有其自身盲目扩张因素，但它却与银行信贷投放扩张、政府盲目投资冲动等行为密不可分，银行、政府是企业高杠杆率形成的重要推手。
 

　　而且，我国企业高杠杆率的最大特点是国有企业高杠杆率，其他中小微尤其是民营企业杠杆率由于受到融资难、融资贵等现状制约，大部分企业杠杆率都不太高。据资料，由于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和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缺陷，债务不断向国企集中，成为此轮杠杆周期的新特点。从贷款和债券数据方面看，我国企业部门债务的绝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负债，占80%左右。在企业债务中，国企部分占比高达65%，国企杠杆率过高，是中国债务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
 

　　所以，当前我国企业高杠杆率具有结构差异性，它表现为国企杠杆率大于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国有企业的高杠杆率又大都集中于产能过剩产业或僵尸企业，这形成了本轮企业高杠杆率最为复杂、敏感的部位。
 

　　因此，目前我国企业高杠杆率的现状和特点，决定我国企业去杠杆的特殊性、复杂性、艰难性，也决定了我国企业去杠杆应循序渐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这种高杠杆趋势可能会往后持续相当长时间，且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特殊性，就是说我国企业高杠杆率是当前经济下行周期的必然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经济特征，去杠杆需爬坡过坎，要推动企业度过目前经济艰难时期。同时，特殊性决定去杠杆应采取循序渐进原则，分阶段实施，务求实效，不能操之过急，一切去杠杆办法都要围绕经济形势而展开，不能脱离或超越当前经济现实，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或目标;否则企业去杠杆就陷入被动局面。当然，特殊性也决定我国企业高杠杆率短期内降下来很难，往后可能还会延续若干年，需从长计议，要有足够心里准备。
 

　　复杂性，就是说我国企业高杠杆率形成原因较多，且高杠杆率企业之间情况也不尽相同，有高有低，决定去杠杆需准确把握企业状况，做深入调研分析，制订“有所区别”的灵活去杠杆政策，切忌“一刀切”和追求一时轰动效应;否则就会误伤一些杠杆率不高的企业，损害经济发展，增加企业对去杠杆的悲观情绪。同时，复杂性决定企业去杠杆是项庞大社会系统工程，亟需完善各项社会配套工程;而在目前政府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情况下，企业去杠杆往后还要推迟很多年，一时会很难见成效，需全社会保持足够耐心。
 

　　艰难性，就是说目前我国企业高杠杆主要集中在国企尤其是产能过剩或僵尸企业身上，形成了去杠杆的“硬骨头”，啃起来很难。另外，我国企业高杠杆率与我国政府、居民高杠杆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并具有一定感染性;如果政府、居民杠杆率处理不好，不仅企业去杠杆难见成效，且企业去杠杆的负面影响很有可能传染给政府和居民，增加全社会去杠杆的难度。据资料，国有企业承担了地方政府的部分融资任务，且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欧债危机颇有相似之处，若处理不当，有可能因企业债务危机传导给政府和居民，最后由政府和央行买单。因而，企业去杠杆应稳妥处理企业与银行、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级政府应谨慎为之并保持足够定力。
 

　　综上所述，企业去杠杆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一切需“摸着石头过河”，需在三方面抓好落实：一是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推进产业经济结构的优化;二是抱定壮士断腕决心，加快僵尸企业出清力度，为去杠杆停挪去较大空间并扫清障碍。三是去杠杆使用的政策比如债转股要稳妥推进，不可急躁冒进，充分汲取第一轮债转股教训，防止发生新的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