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生猪产业流通环节发展历程及现状
生猪在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的长途运输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是为了适应我国居民对热鲜肉和冷鲜肉的消费偏好，这种流通，一方面为生猪主产区扩大了销路，解决了生猪产销矛盾，同时在应对生猪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猪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生猪销区居民吃上新鲜肉，屠宰企业扩大经营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生猪大量长途贩运也带来一些值的很重视的问题，如疾病传染，损耗，成本加大，食品安全与安全问题等。本次非洲猪瘟的暴发，或将是行业规范化运作的转折点。
（1）我国生猪产销区形成历史及发展趋势
（I）五大生猪主产区和三大生猪主销区
取消生猪派购，开放经营，1985年后我国生猪产业开始大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生猪产业流通体制经历了从初期的市场调节、自由购销（1949-1954年）到计划经济时代统购统销阶段（1955-1984）再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自由流通阶段（1985年）的发展演化。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和政府为市场参与主体。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猪肉在1985年前增长缓慢，生猪和猪肉产品极其短缺。1985年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关于调整生猪购销政策的价格的方案》决定取消生猪派购，生猪开放经营，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采购以及有指导的议购议销，统购统销政策被打破。中国的生猪产业由此开始了大发展。
我国生猪和猪肉主产区及主销区的形成和所处政治文化经济背景息息相关。我国生猪和猪肉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形成，是随着转轨过程中我国区域间经济的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形成的。同时，主产区和主销区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生猪产不足销，猪肉凭票定量供应。猪肉主销区是北京，天津、上海和东北等地，主要以掉波动白条猪肉和分割肉为主，但也有部分活猪调运。20实际50年代，为保证对苏联出口，也曾将生猪从吉林、辽宁、河北等地调到哈尔滨加工后出口。
五大生猪主产区和三大生猪主销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区域、省际生猪流通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公路、铁路交通的而快速发展，流通地域不断从本地向外地扩展，逐渐形成了五大生猪主产区和三大生猪主销区。具体而言，五大生猪主产区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太行山、秦岭、横断山脉以东的五大地区，即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西南地区（四川盆地）和华南地区。这些主产区多为平原和盆地，且具有人口密集，粮食产区的特点，其形成与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各地区生猪生产比较优势密切相关。而生猪主销区可以分为三大板块：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
产销区根据流通成本呈对应关系，区域优势各不相同。概括而言，西南主产区对应的主销区是珠三角地区，华北主产区对应的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长江中下游主产区对应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华南主产区对应的是珠三角地区，东北主产区对应的是环渤海地区。这种对应关系主要取决于流通成本。就流通成本、饲养成本和疾病风险控制因素而言，五大主产区的竞争力表现为：西南和华南地区的饲料成本较高，竞争力较弱；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疾病风险控制力较弱；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流通成本较高，竞争力较弱。总体而言，当前的流通成本相对稳定，而饲料成本和疾病控制成本较高，西南地区在流通成本和饲料成本方面都较高，但随着产业从东部地区想中西部转移，并在总部和西南部聚集，加上该地区自身人口众多，该的确有演化为生猪主销区的可能性，随着饲料成本的上升，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生猪主产区呈现转移趋势。
（II）三大因素影响生猪主产区的形成与布局，具有比较优势区域将不断发展
影响生猪主产区形成与布局的重要因素是：饲料原料的供应，土地资源，生产基础。
饲料原料供应与生猪生产成正相关关系。在生猪出栏数排名前十的地区中，黄淮流域（主要包括山东、河南、河北）、四川盆地（主要包括四川）是玉米、大豆的主产区；河南、湖北、江苏这属于长江中游水稻主产区。而随着“玉米-豆粕”型配方饲料的推广，东北地区的生猪生产已经出现了进一步发展。
土地资源影响着生猪产业的区域布局。生猪养殖的额规模化发展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都加大了对土地资源的依赖和需求，2007年生猪出栏排名前十的区域中，四川、河南、山东、河北和云南的耕地面积也在全国前十位，就土地资源而言，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都具备生猪产业的发展优势。
生产基础还需与环保结合。就生产基础而言，在出栏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中，四川、湖南等7个省份的区域上都大于1，山东、河南、何必的区位商则小于1.上海、天津、北京、广东、浙江等地的生产基础较好，但是由于上述饲料原料的供应、土地资源与排污的额压力，其生产适宜向山区或者周边地区转移。而广西、福建、贵州、海南、辽宁、云南、山西等地具备一定的生产基础，可以承接发达地区生猪产业的转移。
养猪大省多为人口大省，比较优势将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我国生猪主产区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华北和华南地区。五大主产区为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西南地区（四川盆地）和华南地区。这些地区多为平原和盆地，且具有人口密集、粮食产区的特点。而生猪主销区可以分为三大板块：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其成因主要在于饲料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消费市场的导向。我国生猪产业的区域分布主要特点是养猪大省都是人口大省，而没有完全按照生猪养殖的比较优势分布。例如，四川、河南、湖南这三个养猪靠前的省份都是人口大省，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东北三省生猪年出栏量在全国所占比重却较小。这种情况也在不断变化，未来，生猪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明显的地区转移是生猪产业区域结构该调整的重要方向。
（2）四种流通方式，企业规模越大，层级越小
居民消费习惯倾向热鲜肉，叠加交通运输更加发达，生猪运输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生猪生产快速发展，猪肉产销区仍不平衡，再加上居民猪肉消费结构的变化，由冷冻肉转变为热鲜肉、冷却肉。随着国内高速公路网路的建成，全国公路四通八达，运输快捷方便，生猪长途运输越来越多。异地屠宰量越来越大，猪肉运输量越来越少。仅以生猪大省河南来说，每年一半以上要经过长途运输运往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城市。湖南、湖北、四川、河南、广东等即是主产区也是主销区，湖南还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生猪主供应区。东北地区随着生猪由销区跃居成产区，也进入大量活猪长途运输的行列。
生猪收购与运输是生猪市场流通的第一环节，是促进产销衔接的重要纽带。其行为主体是生猪经纪人和猪贩子。目前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一批从事生猪收购交易的猪贩子和经纪人，数目众多，在一些县、市、镇，经纪人和猪贩子成为散养生猪购销的主要力量，小规模的猪贩子每天贩运量100头以内，收猪范围一般在本县甚至本市；中等规模猪贩子每天贩运量在100-200头，收猪范围一般在本县甚至本市，他们一般是为大中城市定点屠宰企业收购生猪；大型猪贩子每天贩运量在200头以上。范围不固定，在各地都有其经纪人，这些大型猪贩一般为大中城市的大型屠宰企业服务。
通过调查发现，我国生猪养殖户饲养生猪几乎全部通过贩运商进入流通领域。大中型规模养殖场这一占比为50%左右，企业化经营程度较高的养殖场逐步转向与一些屠宰商签订合同进行直接销售，如江苏雨润集团采购生猪60%来自贩运商，40%来自合同户。当前我国生猪产业的流通方式主要有四种，分别适用于不同规模的养殖场和批发中介。
其中第一种模式中小散户采用较多，散户一次出栏生猪数量少，且地理位置较分散，出栏时间不确定，经常两三家才能装满一车，运输成本较高，因此对猪经纪的依赖较高。然后猪贩子将猪卖到屠宰场进行屠宰加工，屠宰场再将白条肉卖给猪肉批发商，在批发分销到各个集贸市场零售，最后消费者采购消费。这种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乃至2000年以前都是主要的生猪流通方式。
随着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超市逐步引入并越来越普及，第二种、第三种以超市零售替代集贸市场的流通方式也逐渐普及。特别是规模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可能选择一体化经营，将生产、运输的环节内部化，从而减少流通环节，第三种流通模式，即从养殖场到屠宰场、再到超市或集贸市场、消费者的流通方式，有可能成为发展趋势。
随着生猪产业集中化的发展当前一些一体化的大型农牧企业集团逐步出现，养殖、屠宰、运输等环节都由一家大的企业集团经营，并且直接与超市挂钩，出现了第四种流通模式。比如吉林华正农牧业集团，山东银宝食品有限公司以及陕西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等。这种模式因消费者对其品牌信赖度高，也将会越来也普遍。
具体到屠宰环节，由于待宰的存在，屠宰流通也分为3种模式。对于自行采购生猪的屠宰加工企业，其收入主要来自白条肉收入及内脏等猪下水收入，成本主要包括生猪收购成本、加工费用、营销费用以及财务成本等。屠宰加工具有规模效益，一般而言，屠宰量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根据最终产品的销售方式和产品所有权，屠宰流通存在三种模式。
1、自宰自销模式。屠宰场收购生猪，屠宰加工成白条肉或分割肉等，再销售给批发商、超市、终端餐饮或者团体客户；
2、代宰模式。一些定点屠宰场采取代宰方式，只收取代宰费生猪的收购由经销商来负责；
3、混合型模式。屠宰企业既有代宰业务，也自宰自销。
（3）生猪流通领域成本收益格局
生猪贩运行业的风险高、回报也高。生猪收购、运输的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相对固定，主要包括经纪费、检疫费、临工费、集并费、运费、损耗等。猪贩子支付给生猪经纪人经纪费；检疫部门收取生猪检疫费；猪贩子通常需要雇工帮助结算、押车、装车等，进而产生临工费；猪贩子每次贩运的生猪，多来自不同的养殖场，统一装载到大型货车上，这个过程将产生集并费；生猪从养殖地运至屠宰场将产生运费；生猪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死亡或减重的现象，因此产生损耗，减重率在1.5%左右。总的来说，除了生猪收购费用之外，损耗和运费是收购、运输过程中的主要费用。2012年经纪人介绍每头生猪的收益大致在5元/头，收益相对稳定，风险最低。生猪贩子贩运每头生猪的平均收益在20元左右，利润较低，但是其周转率高，且资金回收时间较短，一般是屠宰企业收到生猪后，先预付一部分货款，待第二天猪肉卖掉后，就将剩余款项划入猪贩子的银行账号。猪贩子的投资回收较快。所以，生猪贩运行业的风险高、回报也高。
猪肉流通各环节利润分布，零售端最高，收购端最稳定。总体而言，生猪产业链各环节整体处于微利，贩运、屠宰和批发环节利润相对稳定，零售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所占比重最大；生猪产业流动环节的利润相对稳定，相对于生产领域而言，流通领域具有较大的弹性，最大的成本来自生猪收购，超过80%以上，因此活猪价格越低，其成本利润优势越明显。而且流通领域经营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调整自己的业务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行为使流通环节的利润量得到自发调节，从而使得流通领域的利润相对稳定。2012年生猪产业的收购、屠宰、销售等流通环节的净利润综合在190-220元/头，其中零售环节的利润占比最高，占流通总利润的45%-71%；屠宰环节的利润水平居中，平均占20%左右，收购环节的利润占比最低，在12%左右，但相对稳定。具体到各个地区，就贩运环节而言，沿海地区获利最高，达到33.11元/头；西南地区获利最低，仅为22.42元/头。
为测试上市公司在遭遇非洲猪瘟情况下的极端损失，我们选取牧原和温氏为测试标的，以10万头标准一体化猪场为测试对象。结果发现牧原和温氏受非利润将分别减少8000万和3000万。温氏因为可以通过借调仔猪等方式保证农户的正常生产经营，维持低于正常水平的利润，因而遭受的损失较小。但是撇开苛刻的假设条件，实际情况下牧原受到的损失将远低于此，我们认为现实环境中牧原不幸遭遇非洲猪瘟，对利润的影响应该在5000万以内。
（1）牧原股份：疫情影响公司出栏节奏，实际可影响利润4000-5000万
核心假设：（i）2017年牧原股份生猪（含仔猪）完全成本为1076元（高于当前成本），我们仍作为当前生猪完全成本；（ii）10万头猪场公司存栏结构为50000头，仔猪1.5万头，成长猪1.5万头，育肥猪1.5万头，对应成本分别为母猪1400元/头，仔猪300元/头，成长猪900元/头，育肥猪1243元/头。（iii）牧原肉猪完全成本为11.3元/kg，出栏均重110kg。（iv）无论公司是否养猪，部分成本项仍要支出，我们称之为刚性费用，主要包括人工费用（650万/年）、所有的折旧费用（1230万/年）、财务费用（430万/年）和其他费用（1450万/年），合计3760万/年。（v）后备母猪成本900，之后母猪每年成本支出4000元。
经历阶段：如果公司10万头一体化猪场不幸感染非洲猪瘟，未来的1年零11个月时间公司将会经历5个过程：消毒（6周）-空栏（6个月）-哨兵动物（2个月）-母猪后备（4个月）-怀孕&肉猪出栏（9个半月）。在不同的过程，其对应的支出项与支出金额如下。
1、消毒：所有生猪全被扑杀，成本合计4364.5万。发生非洲猪瘟后，牧原的补偿可以来自两个渠道，第一是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协议规定，牧原所有生猪都可按照成本理赔，对应金额4364.5万；第二是国家扑杀补贴，每头生猪补偿1200元，对应金额6000万。考虑到公司购买保险时国家已经予以补贴，故按照第一种收入计算，即公司在扑杀过程中素有损失都由保险公司赔偿。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公司不能饲养生猪，但是仍有刚性支出3760/12*1.5=470万。
2、空栏：刚性费用支出。3760/12*6=1880万
3、哨兵动物：在再次饲养前，需要先投放哨兵猪，以发现潜在的二次感染，若哨兵猪在2个月之后没有感染，则养殖场可以重新投入饲养。期间的费用支出主要是刚性成本和饲养哨兵动物费用。假设投入了哨兵动物1000头，支出124.3万，刚性成本支出3760/12*2=627万，合计支出751.3万。中性来看，哨兵猪售卖按照1500元计算，收入150万。
4、母猪后备：引入后备母猪，饲养4个月后即可转为能繁母猪。期间的费用支出主要是刚性成本和饲养后备母猪费用，其中饲养后备母猪费用为（900+4000/12*4）*5000=1117万，刚性成本为3760/12*4=1253万。
5、母猪怀孕+肉猪出栏：这个过程主要支出为肉猪饲养完全成本。11.3*110*50000=6215万，按照1500元/头售价计算，销售收入7500万。
极端情况下非洲猪瘟使猪场利润由5000万降至-3000万，但实际影响远小于此。综上，我们计算可以得出如果一个10万头猪场感染非洲猪瘟，公司将有1年11个月的时间无生猪出栏（哨兵猪不算），为维持猪场在此期间正常运转极端情况下需要筹备的现金流约8000万。在这个过程中猪场合计支出1.5亿，收入1.2亿。最终亏损3000万。如果没有非洲猪瘟，按照1500元/头的销售价格，猪场在这23个月中将盈利约5000万，即导致猪场利润减少8000万。但是我们认为，抛开我们极端情况下的假设，公司在现实情况中遭受到的损失将远低于此，因为公司刚性费用当中的人工费用（650万/年）、财务费用（430万/年）和其他费用（1450万/年）都与公司规模迅速扩张息息相关，如果遭遇非洲猪瘟，这部分可调节空间很大，对公司利润的实际影响也会降至4000万-5000万之间。
（2）温氏股份：借调仔猪保障农户顺利生产，利润降低约3000万
核心假设：（i）2017年温氏股份生猪（含仔猪）完全成本为1418.8元（高于当前成本），我们仍作为当前生猪完全成本，用于计算刚性成本；（ii）公司10万头猪场公司存栏结构为5000头种猪，仔猪1.5万头，为母猪1400元/头，仔猪300元/头。（iii）温氏肉猪完全成本为11.97元/kg，出栏均重120kg。（iv）无论公司是否养猪，部分成本项仍要支出，我们称之为刚性费用，主要包括人工费用（972万/年）、所有的折旧费用（618万/年）、财务费用（0万/年）和其他费用（696万/年），合计2640万/年。（v）后备母猪成本900，之后母猪每年成本支出4000元。
经历阶段：如果公司一个年出栏10万头的种猪场不幸感染非洲猪瘟，未来的1年零11个月时间公司将会经历5个过程：消毒（6周）-空栏（6个月）-哨兵动物（2个月）-母猪后备（4个月）-怀孕&肉猪出栏（9个半月）。但是与牧原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即使温氏种猪场被迫关闭，但是其与合作农户的饲养关系仍然会继续，公司将会通过外调仔猪或者其他方式来满足农户的仔猪需求，假设仔猪因为外调增加了100元/头的成本。我们可以推算出公司在未来1年零11个月的收入&支出的变化为：
1、在前四个阶段，公司需要支付刚性成本为：2640*13.5/12=2970万。
2、23个月对应多增加的仔猪成本为：100*10*23/12=1917万。
3、扑杀补贴。所有生猪全被扑杀，成本合计1150万。和牧原不同的是，温氏给自己所有的种猪购买了保险，仔猪没有购买，因此将会按照国家扑杀补贴进行补偿，故温氏将得到的补贴是1400*5000/10000+1.5*1200=2300万。
综上，我们计算可以得出如果一个年出栏10万头种猪场感染非洲猪瘟，将使得公司支出增加6037万，导致利润减少3737万。相比于牧原的自繁自养一体化模式，公司+农户模式可以在种猪场被迫扑杀之后，还能通过借调仔猪等方式保证农户正常生产，虽然会适当提高成本，但是维持了生产的持续性，能够持续的创造利润。
4、疫情解锁时间对行业影响
沈阳作为我国第一例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市，其封锁解除（何时解除，达到什么条件接触，如何操作）不仅对其他疫区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对目前调运格局持续时间也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在各疫区疫情发生时点的基础上，假设沈阳疫区自身具备解除封锁的条件（不考虑周边省份的影响），按照各省疫点暴发时间间隔进行推演，当沈阳解锁14天后，河南生猪产品调运将解除封锁；35天后，全国生猪产品调运恢复正常；41天后河南、山东、湖北等生猪调出大省调运解禁；51天后，所有省份生猪调运恢复正常。通过对比各个关键时间节点全国生猪调运情况，我们发现沈阳解锁后的第41天全国流通才会出现显著改善。不过由于后续形势尚不明朗，要重点关注河南省、安徽省以及湖南省（调出大省&多省交界）疫情发展情况。
风险提示
生猪价格波动，突发大规模不可控疫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极端气候灾害导致农作物大规模减产推升粮价，上市公司感染非洲猪瘟。
生猪价格波动：2006年以来生猪养殖行业经历了两次完整的猪周期，其最低点皆跌破企业成本线。目前行业正处于第三个猪周期右侧，若生猪价格长期跌破企业成本线，将会对企业现金流和正常运营造成巨大影响，严重可导致企业破产。
突发大规模不可控疫病：生物疫病防疫永远是养殖企业工作的重点，一旦企业遭遇大规模不可控疾病，将会使企业生物性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对企业可持续经营造成巨大影响，严重可导致企业破产。
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和生物疫病一样，食品安全是企业质量把控的重中之重，一旦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特别是经过媒体曝光放大，将会对企业信誉严重影响，动摇企业生存基石。严重者如三鹿集团，不仅企业负责人遭刑事拘留，企业资产更是被兼并收购。
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将会在供需两端对企业造成影响，特别是需求端的萎靡将直接导致企业倒闭潮。
极端气候灾害导致农作物大规模减产推升粮价：生猪养殖成本中，饲料占比70%，玉米、豆粕、小麦等是饲料的主要构成，若极端气候灾害导致农作物大规模减产推升粮价将大大增加企业养殖成本，如果这种成本不能顺畅传导至下游，将导致企业业绩下滑，甚至危及企业日常经营。
上市公司感染非洲猪瘟：因为非洲猪瘟无疫苗防疫，致死率为100%，因此若上市公司感染非洲猪瘟将导致公司大量生猪被扑杀，且需消毒6周，空栏6个月，饲养2个月的哨兵动物，接近有23个月的时间无生猪出栏，对公司的利润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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