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养殖污染等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全国各地都开始大规模的拆迁猪场。于是我们就在各大门户网站上经常看见这样的新闻：《正阳 县城管，强行按倒养殖户跪地签下拆迁协议》、《养猪户拒拆迁在县公安局门口遭殴打》、《福建上万养猪户猪舍被拆迁，经济损失达上亿元》、《养猪场遭强拆， 养猪户生活陷入困境》。
 

　　不得不承认，猪场对环保、用地、饮水确实都有很大程度的污染，因此，养殖业的环保整改无可厚非，但是养猪污染是个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比起处理技术，更关键的是治污成本，治理效果越好则成本越高，养猪户也在经济上难以承受。
 

　　拆猪场这种“一刀切”的禁令，有没有考虑过猪场养殖户的感受?养猪作为弱势产业，要养殖户承担所有环保成本这公平吗?比起工业污染，养殖污染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工业污染的企业都拆迁了吗?猪场拆迁的补偿如果能够让养殖户满意，谁愿意一哭二闹三上吊?猪场拆迁后，任由养猪户像路边的野草一样，自生自灭吗? 猪场拆迁是不是除暴力外，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
 

　　拆!拆!拆!
 

　　我国的养猪小散户基数大，占据半壁江山，却处在这个行业链的底部，抗风险能力弱。在拆迁风暴中，散户的消失一旦突破某种量，整个养猪行业就像被掏掉了根基的巨塔。
 

　　是的，猪场都在农村。温氏、牧原、雏鹰，无论怎么扩张，选址都是农村。“公司+农户”被证实为最有生命力的养殖模式。
 

　　养猪可规模化、工业化，但养猪的场地，必须农业化、反工业化。“农户”不存，“公司”岂不只剩下“工业化”?而纯拼“工业化”，我们干得过地广人稀粮食比我们便宜一半的美国?
 

　　什么决定着养猪行业的生死?大家都在提环保、管理、技术、资金，很少有人提到地价。大家在算成本时，都不算地价的。土地才是养猪行业的“阿克琉斯之踵”。这个“踵”，还由不得我们。
 

　　猪场的拆迁，实在是中国农村拆迁中，很小很小的组成部分。
 

　　有人不认可散户是养猪行业的根基，甚至污为：猪周期就是散户造成的!“猪价一低，大量的散户退场，导致未来一年的生猪供应量严重不足，价格一下子被推到极高;行情一好，散户又一哄而上。”
 

　　言下之意，跟大企业在行情好的时候不会加大投入、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不会减产似的!
 

　　恰恰相反，散户钱少，预判力缺，即使是扩大或减产，排气量也无法和大猪场相媲美。我反倒觉得，散户是“迟钝”而稳定的水，载着规模猪场的舟，遇波动，舟易先觉，水跟着逃，才更接近猪周期时各自的表现。
 

　　没有散户，行吗?一个追问是：若小散尽去，全国的猪掌控在100家千万头规模的大猪场手中，国家管控的风险是更高，还是更低?
 

　　规模化猪场就一定能够提高养殖水平?貌似，实未必。养猪有无效率，并不取决于规模大小，而取决于三个要素：养殖环境是否合理、养殖技术是否科学、养殖者是否有责任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规模化养殖场不一定都赚钱，专业户不一定都不赚钱。
 

　　鉴于以上各种因素，有人指出，小农场是将来国家扶持的一个方向，种养结合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模式。既能解决农民工回流的工作问题，又能解决农民工的归宿问题，减少环保压力，增加食品供给。但愿如此。
 

　　中国的农村城镇化，已是大势所趋。对错勿论，估计也无回头路可走。
 

　　农民用什么来维系城镇化带来的相对增加的生活成本?都出去打工?不现实;养猪?又地价飞涨，难以支撑。
 

　　千百年来，养猪都是农民增收的一个副业。土地流转政策使土地集中，原以为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事实却是，很多企业拿到土地后，并没有扩大猪粮生产，而是囤地待嫁，或争取国家政策，令政府苦不堪言。
 

　　当然，我们的祖国地大村多，拆不尽，总有地方不用拆，总有地方养猪。
 

　　有层出不穷的散户养猪，从来都不应被视为一件错误的事。所有的行业，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国的散户越多，越能证明这是一个商业上充满野心的国家，社会的阶层壁垒会被迅速突破。
 

　　温鹏程、侯建芳，都是高中毕业回家养猪创业，若无此大环境，可能吗?要相信，未来的养猪大鳄，一定在民间。
 

　　我就怕，我们把村庄拆没了，拆得太厉害了，这样的年轻人想找块场地养猪，找不到。
 

　　散户是由中国国情衍生来的，有深刻的存在意义，不要轻易否定。
 

　　“农村拆迁完毕之日，就是养猪业崩塌之时”，可以从两层涵义来理解：
 

　　一，公权之专横，民权之孱弱，使得养猪业建基于农村无保障的沙土之上，若不警醒，只能有表面的光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行业。
 

　　二，养猪业不尊重散户之作用，就难以获得新鲜血液之供给，终将难以为继。当所有的行业均如此，农业现代化和中国城镇化，就无从谈起。
 

　　散户永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