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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再无李鸿章!痛哉!

来源:互联网 2017-11-21 15:46:25| 查看:

  
  一八九五年, 北洋水师 全军覆没 ,大清王朝彻底败给了同时进行日本,在日本施加的政治、军事高压下,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 马关条约 》,赔银两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等地,而签订条约的大清全权代表,则是北洋水师统帅, 洋务运动 领袖,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大清重臣 李鸿章 ,而对手则是老朋友日本首相 伊藤博文 。

 
 梁 启 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可见,有不少人称李鸿章为“卖国贼”,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这次谈判,李鸿章可以说就是砧板上的鱼肉,没有任何筹码,在这场必输的赌局中,列位看官,李鸿章为这个国家,应该说是以命相搏地把损失降到最低了,谈判过程中的两个大反转,笔者觉得非常耐人寻味。
  
  第一个大反转,日本方面不接受清廷代表伍廷芳和张荫恒递交的授权书,要求大清王朝派出全权代表,并且伊藤博文在谈话中专门提到,希望派 恭亲王 奕?或者李鸿章前来日本谈判,可见,伊藤博文对这两个人是很尊重的。
  
  按说当时的谈判代表,应该为恭亲王奕?更为符合国际惯例,毕竟奕?掌权多年,又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对于外交事务,也是国内少有的明白人,可惜,他身为皇室成员,虽说之前他也曾全权代表大清,与英法等国签订《 北京条约 》等,但此次与日本的谈判比与之英法凶险尤甚,这丧权辱国的骂名他可承担不起,于是,李鸿章不得不为朝廷“顶雷”,还得顶好这个“大雷”,忍辱为国吧!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李鸿章和长子李经方到达日本马关(今下关),马关是一座小城镇,伊藤博文将谈判的地点选在了一家名为“春帆楼”的饭馆里,从此,“春帆楼”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要将谈判地点选在马关呢?选在东京不是更好吗?其实伊藤博文是有私心的,因为这个地方离伊藤博文的家乡距离非常近,作为 明治维新 的大功臣,日本政府第一位内阁首相,他也想在父老乡亲的面前展现首相的风采,光宗耀祖啊!
  
  伊藤博文在这家饭馆热情地接待了李鸿章,谈判过程异常艰难,伊藤博文始终是以胜利者自居,就在日本方面占尽优势时,历史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这也就是马关谈判中的最大反转了。
  
  李鸿章在回住所时,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暴徒突然出现在李鸿章的轿子前,并对李鸿章了一枪,这个人是一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他的脑海里,日本不应该和谈,日军应该打进北京城,应该征服中国,然后征服全世界,他这种偏执的思想,导致了他决定刺杀李鸿章。
  
  李鸿章真是命大,这颗子弹不偏不倚从他的左颊骨穿过,未伤及脑部,因此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满脸鲜血,场面甚是恐怖,加上李鸿章已经年过古稀,很多人都认为日本刺客行刺李鸿章,李鸿章的生命危在旦夕,李鸿章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
  
  首先是装病,甚至对外宣称自己已经病危,无法谈判,一时之间,日本方面可谓一片慌乱,作为首相的伊藤博文亲自前往病榻前安抚李鸿章,日本天皇迅速查办此案,伊藤博文认识到,自己理亏了。
  
  紧接着,李鸿章要儿子李经方马上将自己遇刺之事通告各国,并强调日本野心极大,破坏和谈,其意在于告诫列强,希望得到列强的帮助,果然,欧美各国中立的态度立马有所转变,纷纷表示同情中国政府。
  
  特别是俄国,因为俄国与日本一直在争夺中国东北的利益,当得知日本具有极大野心的时候,俄国政府坐不住了,也转向支持中国政府,而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中俄联手,这将直接导致日本在华利益受损,话再说的远一点,日本和俄国最终还是发生了战争,也就是“日俄战争”,非常滑稽的是,日俄战争的主战场居然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其战争目的也是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控制权。
  
  李鸿章采用了 纵横捭阖 的策略,借助列强的力量压制日本,伊藤博文在理亏之后,也不得不放弃之前更为苛刻的条件,同意暂时停战,双方继续就割地和赔款事宜进行协商,为了保证李鸿章的人身安全,还专门安排了一条小道给李鸿章使用,后来,此道在日本便称为“李鸿章道”。
  
  李鸿章是晚清的重要人物,对于他的评价可以说 众说纷纭 ,特别是甲午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而且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有人认为李鸿章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也有人认为李鸿章是忠贞为国的大丈夫,历史本来就是让后人评说的。
  
  对于 甲午战争 的失败,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正如 孙中山 先生所言:“时代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李鸿章的个人意识为转移的,但就《马关条约》的签订而言,笔者认为,这次中日外交谈判,李鸿章是以命相搏的,就李鸿章运用的外交技巧而言,他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他已经尽力让这个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换了其他人,恐怕《马关条约》的条款会更苛刻,国家的损失会更大。
  
  著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有外交以来,有“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一个是李鸿章(在屈辱中求生存),还有半个是 顾维钧 (努力在逆境中维护民族的尊严),这个评价,其实是对李鸿章高度的赞许,他所处的时代,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让李鸿章别无选择!
  
  都说弱国无外交,李鸿章的背后是政治腐朽,军事落后,经济疲弱的大清王朝,与列强进行外交活动,如同与虎谋皮,能做到少让国家赔点银子,少让国家割让土地,实在是难能可贵,笔者的这种赞许,恐怕很多人认同李鸿章的外交事实,只是在心理上又难以接受李鸿章的这种“外交成就”吧!
  
  梁 启 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可见,有不少人称李鸿章为“卖国贼”,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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