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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上有一些知名女士委实令人瞩目，而她们

在人们心中又常常是一个谜。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

娜・阿利卢耶娃就属于这类
人物。在风云变幻的年代

她流亡国外，饱经沧桑，后又回到祖国，旋又离国返

回大洋彼岸定居美国。她先后发表的《致友人的20封

信》和《仅仅一年》、《遥远的音乐》、《致孙女的

信》等曾轰动世界，她较早地揭开了前苏联高层领导

人生活某些侧面的内情，但她本人的内心帷幕却始终

关闭着，有关她的许多信息和报道往往增加了多余的

政治色彩。《海上文坛》1998年第10期上刊登了她最

近与西方一份大报记者的谈话选译，张晓强编译。现

摘录如下。（以下○为斯维特兰娜▲为记者。）　　

　　▲您的第二部著作《仅仅一年》出版已有19年之久了。对于您的

读者来说，可以说您销声匿迹了。为什么要他们等待这么长时间呢？

　　○您要知道，头两本书是我一生中40多年的总结。而后来呢，后

来简直没有什么可写的。第3本书描写了我在国外15年的生活，在美国

生活的15年，这里已经有某些素材了，有某种主题了。一般地说，我

从来也没有计划写这么长的自传。我对每一本书都分别对待，最终还

都写成功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已经快70岁了。我现在正在写第4本

书，这本书真的是一部篇幅很长的自传。尽管没有特别着重在“自传”

上。但无论怎么说，生活毕竟是极其动荡的，变化不定的。起初我在

苏联，后来去了印度，再后来又在美国，而后到英国，又回到苏联，

最后又回到了美国。所有这些经历，可以说构成了全部的故事。而在

第2本及第3本书的间歇时我觉得……我忙于准备多次再版我的前两本

书，但是没有成功，而第3本书在我看来出版得相当及时，当然，那是

1984年在印度出版的，这本书我是在英国写的，是为英国出版商写的，

英国出版商本来想出它，并且放在他那里，但后来拒绝了，并且说：

“这本书是为美国人而写的，您写的是美国的事儿。这是写给美国人

的。”在美国1984年几乎被某一出版社采用。但我有这么一个印象，

他们终究不会出版这本书的。他们考虑了很长时间，正在这个时候我

们回到了苏联。

　　▲请您谈谈作为作家的您。您知道，尽管您已创作了第三本书，

可是，您作为作家，对于读者来说仍旧是一个谜。大家都在问，她在

哪里？她怎么样？让我做出回答。我看还是请您来回答吧。您在书里

写道您愿意默默无闻地生活，并且说：“我的孤僻的天性要求我这样”？

也许您能解释这一点。

　　○您看，我生活了多少岁月？在去西方之前我在苏联生活了41年。

确实是“与世隔绝”；首先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广告”；其次，如果

让大家知道我是谁，并且抛头露面，这在我们家庭里认为有失体面的。

所有的人都极力不被他人发觉，从我妈妈开始到所有其他的亲属一概

如此。我怀着这样的感情来到这里，突然落到一个灯火通明的舞台上，

五花八门的广告，记者招待会，电视座谈会，弄得我简直要休克了。

当然，这是最初的几个月发生的，我是多么想找个什么地方安安静静

地，无声无息地坐下来。这个愿望在普林斯顿某种程度也实现了。那

里人们不喜欢“广告”，因此这对我非常适合。

　　▲您写过这句话我现在引用它：“我对我的过去表示厌恶”，显

而易见，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态度，您甚至不教您的小女儿奥莉佳学

习俄语，您能说说，这是出于您对过去的一切的态度还是您在某种程

度上美国化了呢？

　　○我想、美国化并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这只不过是因为第一，

我从11岁开始学习英语，英语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是

说，来到这里以前很久，我就学会了英语。我非常喜欢英语。甚至与

很多朋友及熟人通信全部都是用英语写的。当我来到这里时，我确实

很想按照美国方式生活。按照英语思维和书写。在这15年中我的确达

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我把俄语都忘却了，完全忘却了。当我第一次从

英国与儿子通电话时，他简直不能相信，他大声对我说：“你说俄语

活像一个外国旅游者说的，你的语调多么奇怪，难听。”当我们回到

苏联去的时候，最初很难回答问题，很难遣词造句。对此我的朋友们

感到吃惊和遗憾。我曾很想按照美国方式生活，就是说很想过一种新

的生活，忘怀这一切，……可是一般来说这又是不可能的。您已看到

后来所发生的事了……我们又返回苏联来了。

　　▲请谈谈，您喜欢什么或者有什么精神寄托？在书里您描写了海

岸、室内乐、优秀电影甚至燃烧着的壁炉。在这些背后有些什么浪漫

主义的色彩呢？

　　○首先，我这11年中寄希望于培育我的小女儿。从早到晚。一句

话昼夜24小时。我简直没有时间干其他的事情，孤身拉扯孩子，离婚，

处于完全另一种文化之中，这非常不易。但这一切她都战胜了，因为

她成长为一个纯粹的美国女孩。让她不要成为半侨民式的孩子，让她

的心灵中没有双重身分。而她真的没有。而正是这一点使我的日子过

得充实些。

　　我们在普林斯顿一直生活了10年。每一年、每一周接触的都是学

校、家长、儿科医生、幼儿老师，还有一些她必须完成的无休止地附

加的课程―――艺术、音乐、马术等等。在从事这些活动的同时，我

好像也在重新学习。不言而喻，还要同周围的许多人会面。开始了某

种新的甚至完全不曾预料的生活阶段，因为我不打算养育更多的孩子，

就这样了，离婚后独自养育一个孩子，你就是家长，你要一个人负起

全部责任。这就占据了我10年的光阴。还有其他的吗？是的，我很喜

欢音乐。一旦有可能，我就听唱片。我住在纽约附近时，我常去听音

乐会。

　　▲请讲讲您后来的工作情况，您对此好像在哪里都从来只字未提。

　　○我从1956年到1966在世界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人员，直至我不

得不离开为止。我们集体写了苏联文学史的新的版本，我参加的科研

小组，从在图书馆里收集材料。分给我的内容是写1922至1934年这一

时期。我必须阅读这些年代所有出版物及报纸期刊，非同寻常地有趣，

因为在1922年名气很大的那些作家在我所处的时代已经消失了。你再

也找不到他们了，诸如《红色处女地》杂志之类的，像沃隆斯基那样

的文学活动家也都消失了。我们重新发现了他们。我们―――我指的

是我的同龄人。这是在我们集体斗争中我所做的两点贡献。除此之外，

我们集在一起，听取有安・安尼亚夫斯基参加的小组的所有可能听的

工作报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他恰好那时写了一本有关

帕斯捷纳克的奇妙的书、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这本书在国外出版了，

为此他被捕入狱……

　　▲请谈谈，在什么请况下您放弃了苏联护照？

　　○护照？您想说的是国籍吗？我带护照是为了到这里旅行。后来

把它烧了。人们总想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一会儿是加拿大，一会儿

去英国，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我非常担忧，为什么总想把我弄出去，

所以我就把它烧了。

　　而国藉―――国籍是个更为复杂的事物。烧掉护照的办法并不证

明失掉国籍……国籍仍然保留。1968年通过我的律师我们首次向苏联

政府提出申请放弃苏联国籍。但直到1969年12月我人还没有得到任何

答复，突然所有的报章，包括《纽约时报》都说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

剥夺我的苏联国籍。显而易见，他们想了许久，做出这个决定。我认

为196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当时，我被邀请

到美国之音朗读了《仅仅一年》的若干章。我读了最为反苏的章节。

于是苏联方面作出了反应，在莫斯科向美国驻苏使馆提出了抗议，认

为这是“暗中攻讦”。美国使馆答复说；我们无权干涉，作者愿意读

什么就读什么。所以他们决定剥夺我的国籍。关于这一决定我已经说

了，我说从报纸上，从《纽约时报》上知道的。

　　▲在《遥远的音乐》中您写到，在苏联生活的40年就像一直是党

和政府的奴隶，对此您没有深入地阐述。这是指什么而言？

　　○在各个方面都与党和政府处于奴隶关系……

　　▲不，不，我问的是您个人。

　　○呶，首先，受人监视的生活―――每天，每小时都受人监视。

我每迈出一步，从小孩子时起一直到后来长大，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

甚至当我的父亲逝世之后仍是如此，赫鲁晓夫政府以及后来―――他

们认为有义务和知道我干什么，我在哪儿，为什么―――而后给我下

指示。在我去印度之前就是这样……我离开了世界文学研究所，我待

在家中。那时赫鲁晓夫的政府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政府取代了，

他们也一如既往地折磨我：“为什么您不在集体当中？为什么不在集

体当中？”我回答说：“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这

事、那事，让我安安静静地生活吧！”“不行，到集体中去！”

　　莫斯科有一个研究所―――世界工人运动研究所。实际上这个研

究所是为世界上的工人共产党制定大纲和指示，各党应该做什么哪里

正在进行研究工作，需要历史学家……由于我在大学里是学历史系美

国史专业的。大学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美国工会的研究。

我自认为是美国工会研究专家，我没从事这一工作，我改学文学了，

人们劝我去那儿工作。我不想去那里。我坚持自己的见解。但我知道，

如果我从印度回来，我立刻会被塞到这个研究所去。我就得在那里坐

下来研究世界工人运动。而我完全不想干这个。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就这样决定了，完全不考虑其他，就是这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