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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悦然，上个世纪80年代生人，14岁开始在《萌芽》、《芙蓉》上发表作品，获得“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现在新加坡求学，已出版《葵花走失在1890》（作家出版社）、《樱桃之远》（春风文艺出版社）等作品，与韩寒同为80后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因为新作《十爱》（作家出版社）问世，张悦然日前回国与媒体和读者 
见面。记者面前的张悦然童心未泯又聪慧过人，谈到写作，谈到她的新书和她喜欢的作品就会表现出真诚与兴奋，言语间有着超越年龄的清醒和成熟。

　　记者：你在新书《十爱》的自序中提到，这十篇小说会比你从前的短篇小说更加激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平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张悦然：这是由我的写作偏好所决定的，我喜欢比较极致的写作状态，这样会感觉写得过瘾。像《葵花走失在1890》（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中那种淡淡的忧伤已经不能够满足我的写作深度了，而我所理解的写作深度，就是要让自己的文字在读者心中留下痕迹。

　　写《十爱》的时候，我希望能借助我的小说更严肃地探讨一些问题，比如恋父情结，比如年龄相差悬殊的爱。这本书中其实并非只写爱情，我不想把爱理解得那么狭隘。爱有好多种，情爱，友爱，手足之爱，两代人之爱等等。这些爱不应该人为地划分开，爱与爱之间会有交界，但界限会模糊化，不同的爱是能够相互转化的，好多时候亲情、友情、爱情是三情鼎立的状态。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并非每个人只具有一种感情，当某种感情缺失的时候，其他两种感情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

　　记者：看了你的《十爱》，感觉书中文字的成熟以及对感情的领悟远远超出了你的年龄，是什么因素促使你的文字感觉以及对感情的认识如此成熟呢？

　　张悦然：我的这种成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从我开始写作进入文坛，到去新加坡读书，后来出版这几本书，这些经历令我飞速成长。所以我的这种成熟是这几年的经历决定的，甚至是被迫的。

　　记者：同你以前的小说相比，《十爱》里《竖琴，白骨精》、《宿水城的鬼事》等作品充满了迷幻的超现实味道，从写作题材到文字表达方式上已经褪去了青春文学的青涩，这种变化对你而言是自然而然还是有意为之？

　　张悦然：我在以往的小说中关注的其实并非校园生活，而是人的内心世界，是自由的生命状态。《十爱》中这几篇超现实题材的作品，诞生得特别自然，比如《宿水城的鬼事》，是源于我听一个朋友给我讲《山海经》里的传说，这个传说很短，几乎没有结尾，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于是我就顺着这个传说的思路演绎下去，完成了这篇小说。《竖琴，白骨精》则给人以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的感觉，是个关于爱与付出的故事。

　　记者：从14岁开始写作，进而获得“新概念”一等奖，直到今天成为年轻的女作家，你的文学之路似乎一帆风顺，你自己如何理解成功的含义呢？

　　张悦然：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是从前不敢想象的。小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靠写作活着。在新加坡读书的时候，看到国内网站上读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发现自己被那么多的读者关注和支持，很兴奋也很感动，于是就这样一篇一篇地写下来。《萌芽》杂志的编辑对我非常赏识，发表了我的许多作品，这样的写作之路比较平稳，使我慢慢地树立起写作的信心。读者对我的支持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许多读者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出书，可我当时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多的可以出书的作品，不愿为了出书而出书。我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是因为觉得可以给读者看的作品已经够出一本书了。

　　谈到成功的含义，我非常认可父母对我出书的理解。妈妈曾经希望我能成为一个规矩体面的白领丽人，父母完全没有想到我后来会走上出书、当作家的道路。他们对我从事写作的关怀和期望只是基于一个原因：希望我这个在国外很寂寞的孩子能开心，是心愿的了结，而不是写作的开始。

　　记者：时至今日，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在文坛正式登场，成功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做为80后作家群的一员，你如何评价这一代作家？

　　张悦然：我们这一代作家跟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我们对外界似乎很少关心，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更自我。70年代出生的作家更喜欢面对外部世界来进行批判和怀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独生子女，我们的童年比较孤独，因此有更强烈的倾诉欲和表达欲，一堆冷漠的玩具永远都代替不了共同成长的兄弟姐妹。我们会格外地想说，想表达。80后的作家在状态上会更加地分散，各写各的，而70年代出生的作家常常会形成一个个群体。

　　记者：许多读者和评论都认为，80后作家的写作，市场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成功很难延续和坚守，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张悦然：每个人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每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都会产生获奖者，他们可以因此获得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和发展机会，可是并不一定所有的获奖者都要走上文学道路，都以文为生，等待他们的其实有更广阔的发展道路。“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举行这么多届，获奖者一直坚持写作、陆续出书的也不过就只有我和韩寒、郭敬明几个。这种选择与每个人的性格、对文学的理解都有关系。

　　我自己对文学创作也有过许多怀疑，担心自己不能一直走下去，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以文学为职业。中间曾多次考虑放弃，可是我太喜欢写作了，所以还是写到了今天。所幸随着作品的不断出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认可，无形当中也给我很多继续写下去的信心。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试图营造出很唯美的意境，即使关于死亡、关于分离亦如是，仿佛童话世界，而生活本身往往是平庸而琐碎的，你觉得你的作品同现实世界的距离远吗？

　　张悦然：《十爱》一书的责任编辑对我的写作有个比喻，她说我是一个不会贴着地面走路的人，总是走着走着就飞了起来。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想写贴近这个时代的作品，然而后来我失去了写这些的兴趣，于是笔下的世界就越来越超越现实生活。文学创作的现实是，再复杂离奇的故事也都被写过了，关键是看你怎么来讲这个故事，细节如何表现，所谓新瓶装旧酒，把平凡的素材变成一个崭新的故事，这样的写作同样可以非常精彩。

　　记者：你已经拥有众多读者，同时你的作品给人以极其自我，极其个性化的感觉，你在写作的时候会考虑读者的阅读期望吗？

　　张悦然：既然我知道有那么多读者的存在，当然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读者，这些考虑会给我带来很多写作压力。可毕竟每个读者的阅读需求都不相同，他们对我的期望也不一样，每个读者对我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很难兼顾所有人的愿望，与其迎合一部分读者，不如索性完全放开写，顺其自然。我会关注大家都关注的题材，这不是迎合，更应该是共鸣。

　　记者：说说对你写作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作品吧？

　　张悦然：我觉得作家有两类，一类作家的作品非常优秀，却并不能够深深地打动我，这是因为他和我的经历相去甚远。这些作品总是非常冷静，站在高处俯视众生，比如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另外一类作家或许作品并不完美，或许从未被那么多的读者关注，却格外的打动我，因为她的作品中有我特别关注或感同身受的成分，比如林白，我对她的作品相当熟悉，她的文字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作品中有许多梦幻般的超现实场景，她的这种“女性写作”说出了好多女性感受。我读了林白去年的新书《万物花开》，受到这本书很大的影响，写了一篇小说，近期会发表在《上海文学》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在书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的转变，并且理解这种转变，为此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