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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就昆德拉及其作品，书面采访了著名作家孙甘露。以下是访谈全文。

　　外滩：作为一位对语言非常敏感和自觉的作家，您如何看待昆德拉的语言特点？

　　孙甘露：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语言问题都是第一性的。而第一流的文体家

　　外滩：您是否觉得如果不能直接阅读其作品的法文原文，会使您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感到困难？为什么？

　　孙甘露：应该还要加上捷克文。我问过一些法国作家和捷克作家，他们对昆德拉的法文写作和捷克文写作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我的作品的法文版读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此，这个问题的重心已经移向了昆德拉的译文的语言问题。

　　劳伦斯·韦努蒂认为：“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表述，同时也构建着本土的（顺服）主体。翻译产生的作用，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逾越常规的。通常，对异域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性的压抑，使翻译消失，被吸收进目的语文化的主导价值之中，变得易于理解，因而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翻译过来。”你看，困难多的是。

　　外滩：昆德拉长期使用法语而不是母语写作，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写作者的生存策略（他后来基本生活在法国），还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意义上的选择？而语言的选择，对一个作者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

　　孙甘露：远离自己的祖国，母语差不多是唯一可以携带的重要行李了。所以，对作家来说，生存选择从来就是文化意义上的。流离失所，如何选择语言？只有读学位的人才选择语言（种）。

　　外滩：我上大学的时候，不少同学买了昆德拉的作品——书中的性爱描写曾是原因之一。您觉得昆德拉书中的性爱描写，在其作品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它和劳伦斯或米勒等人的性描写，有什么不同？

　　孙甘露：在苏、东巨变之前，性在这些国家的阅读中，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在性的压力和政治的压力彼此覆盖的情况下，将性行为、性关系理解为政治性的也是不奇怪的。但是，这也早已经成了陈词滥调。过了这么多年，你的同学也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看待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的立场会有所变化。而对性的沉思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它。它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所占的位置是恰当的——如果真可以如此肢解作品的话。所以，在性这个方向上，比较他和另两位作家的作品无关宏旨。

　　外滩：昆德拉的“反媚俗”，曾经被人指为有“诛心”之嫌，是作者对个人选择的居高临下的评价，有一种道德或文化上的优越和不宽容。因此有人曾经提出“反‘反媚俗’”，对此您怎么看？

　　孙甘露：思想的重要性正是通过其对立面得以揭示，而文化的多样性正包含着差异和歧义。一种观点被移至相异的环境中，激发起道德方面的困扰，正是其意味深长之处。常言道：文化总是如钟摆一样来回摆动。有活力的文化应该对等级差异表现出敏感。

　　外滩：昆德拉作品在中国，常常会被赋予较多的意义，可是，当他在法国居住生活了那么多年以后，您觉得他当年逃离的祖国——捷克，对他的创作到底还有多大的影响和意义？换句话说，冷战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主题，在昆德拉作品中占据了怎样的空间？

　　孙甘露：这在他的最新作品《无知》中有正面的回应。昆德拉从词源上分析了nostalgie一词在欧洲各种语言中的流变及细微差别。他涉及的就是由未满足的回归欲望引起的痛苦。他从荷马史诗中寻找源头，以尤利西斯和卡吕普索的故事来喻示他的处境。他写道：荷马以桂冠来颂扬思乡之情，由此划定情感的道德等级。《无知》第二节全力回答您的问题。值得一读。 外滩：昆德拉曾对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而成的电影《布拉格之恋》大为不满，并从此拒绝任何形式的作品改编。因为对误读的反感，昆德拉对各种译本都非常慎重，比如，昆德拉不允许在中译本中出现任何形式的前言和后记，作为一位作家，您对此有何看法？

　　孙甘露：误读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而误读中常常包含了有意思的信息。而对误读的反感和误读一样，都是无法彻底避免的。作家对他作品的其他语种版权有要求，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正如昆德拉在别处写到的：作品有其自己的命运。

　　外滩：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读书界80年代的“昆德拉热”和今天的“昆德拉热”（据几家书店排行榜显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属于“热销”书籍），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是什么？

　　孙甘露：简单地说，这是由中国的体制和文化现状所支配的，正如艾科和奈保尔这样重要的作家没有广泛流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