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猪网讯

      久无宗璞先生的音讯。近日偶然在《文学自由谈》上见到她的文

字，说自己“身体不好，来日无多”，遂请作协的秦友苏帮助查找电

话。他也说冯先生身体欠佳，前时来开作协主席团会议，一会儿就走

了
。

　　记者拨通电话，首先问候冯老的身体。 　

　　她说：“去年生了一年的病，住了三次医院。今年开始恢复创作，

也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主要感

觉是头晕，病因很复杂。”

　　“您正在写的是哪些题目？”

　　“七月份的《小说界》发了我的短篇《彼岸三则》，三个小故事，

鬼故事。这是今年春天创作的。你问要表现什么？大概是要求生命延

长的一种挣扎，一种不甘心罢。可谓游戏之作。现在主要是继续写长

篇小说《东藏记》。”

　　“您以前有长篇《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东藏记》

是它的继续吧？”

　　“是的，是《野葫芦引》的第二部。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

的几代人的生活。东藏就是东躲西藏，躲空袭警报。我因眼睛不好，

很少看电视。最近天天看抗洪抢险的报道，很感动，就像是回到抗日

战争的年代。”

　　“我也有同感。这种场面很容易唤起大家的民族感。”

　　“对。万众一心的民族感。民族的正气要发扬。抗洪是和大自然

斗，抗日是与异族的入侵斗。对大自然斗也是一种正气。”

　　“请谈谈您的文学创作。”

　　“我的创作道路从样式上说，是短篇、中篇、长篇这么过来的，

开始写长篇太晚了，现在精力不够，只能尽力而为了。我希望自己的

作品能做到雅俗共赏。俗是好看，得让人爱看。小说写得像哲学著作，

又何必写小说？雅是耐看，不是看了就扔掉，要让人看了有所感，并

有所思。”

　　“您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受到您父亲冯友兰先生哲学和文学方

面的影响，这些对于您的创作有些什么影响？”

　　“影响当然很大。但我并没有承传哲学。好像也没有听说有女哲

学家，女科学家倒是有。生长在学者家庭，还使我有一任务，就是为

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留下来出一点力。我是不得不做。”

　　“您对西方文学很有研究。现代派与传统文化对于您的文学创作

的影响，哪个方面更大一些？”

　　“我的根基是我国自己的文化，在这个根上，吸收西方的滋养。

特别是写作长篇时，我曾考虑使用什么形式，基本上还是采用现实主

义手法，把传统形式和创新手法结合起来。当然，主要还是要适合表

达的内容，而不应为形式而形式。”

　　“您是指现代派吧？不是为了求新而求新。”

　　“我在使用现代派手法时提醒自己要注意细节的真实，使用现实

主义手法时则要注意浪漫的虚构。长篇在一个基调上可以变换方式。

在叙述中换个方向，让读者也喘口气。”

　　“有人评论您的《心祭》把意识流和类似于古典诗词般的意境创

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这部《东藏记》是否继续这种风格？”

　　“我倒没觉得我在有意识地结合，只是很自然地就这么写了。”

　　“看来这也是一种意识流。是您的两种修养在写作中的下意识的

流露。您是国内少见的学者型作家之一，您怎么看二者的关系？”

　　“其实，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是学者，现在才分工。我始终

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写东西必须有一定的修养，有对于传统的继

承，也必须有对生活的独到体会。但作家的学问必须要为创作服务，

曹雪芹的学问都体现到人物形象上了。否则，掉书袋就不成了。”

　　“我认识的一位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读了您的《南渡记》，很感兴

趣，说是其中的很多原型都很熟悉，在盼望着续篇问世。”

　　“是啊，前日在作协开会，有个青年就很坦率地和我说：‘你写

得也太慢了。’（笑）我真抱歉。”

　　“这部《野葫芦引》听说是由四部组成，另两部，《西征记》写

滇西战争，《北归记》写到全国解放。那么，写到此时有些什么新的

变动？”

　　“在构思上有一些新的想法。不过，不说也罢。”

　　“那么，在风格上又有些什么新的追求？”

　　“想要写得更好些，笔法上更趋向于白描。我不喜欢太多的修饰。

长篇要写得精炼，又要栩栩如生，身临其境，有境界，实在很难。因

为篇幅大，人多，事多，要做到结构严密，全书各章节水平大致一致，

不是参差不齐，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太笨的缘故。”

　　“这部《东藏记》有多少字？大概何时写完？”

　　“计划写八章，二十三、四万字。现在写到第五章，完成了十几

万字吧。前两章已在1995年的《收获》上发了。明年春天大致可以完

成，前提是不添病。”

　　“对了，有很多读者关注您的身体和创作。”

　　“非常感谢关心我的读者。我接到过一些读者来信，每封信都让

我很感动。我觉得我与读者之间有一个灵魂的桥，我们永远相通。无

论我有多少委屈和烦恼，读者的关心和理解都会把它们化解，而给我

动力，给我希望。我于世还有何求！”久无宗璞先生的音讯。近日偶

然在《文学自由谈》上见到她的文字，说自己“身体不好，来日无多”，

遂请作协的秦友苏帮助查找电话。他也说冯先生身体欠佳，前时来开

作协主席团会议，一会儿就走了。

　　记者拨通电话，首先问候冯老的身体。

　　她说：“去年生了一年的病，住了三次医院。今年开始恢复创作，

也还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主要感

觉是头晕，病因很复杂。”

　　“您正在写的是哪些题目？”

　　“七月份的《小说界》发了我的短篇《彼岸三则》，三个小故事，

鬼故事。这是今年春天创作的。你问要表现什么？大概是要求生命延

长的一种挣扎，一种不甘心罢。可谓游戏之作。现在主要是继续写长

篇小说《东藏记》。”

　　“您以前有长篇《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东藏记》

是它的继续吧？”

　　“是的，是《野葫芦引》的第二部。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

的几代人的生活。东藏就是东躲西藏，躲空袭警报。我因眼睛不好，

很少看电视。最近天天看抗洪抢险的报道，很感动，就像是回到抗日

战争的年代。”

　　“我也有同感。这种场面很容易唤起大家的民族感。”

　　“对。万众一心的民族感。民族的正气要发扬。抗洪是和大自然

斗，抗日是与异族的入侵斗。对大自然斗也是一种正气。”

　　“请谈谈您的文学创作。”

　　“我的创作道路从样式上说，是短篇、中篇、长篇这么过来的，

开始写长篇太晚了，现在精力不够，只能尽力而为了。我希望自己的

作品能做到雅俗共赏。俗是好看，得让人爱看。小说写得像哲学著作，

又何必写小说？雅是耐看，不是看了就扔掉，要让人看了有所感，并

有所思。”

　　“您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受到您父亲冯友兰先生哲学和文学方

面的影响，这些对于您的创作有些什么影响？”

　　“影响当然很大。但我并没有承传哲学。好像也没有听说有女哲

学家，女科学家倒是有。生长在学者家庭，还使我有一任务，就是为

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留下来出一点力。我是不得不做。”

　　“您对西方文学很有研究。现代派与传统文化对于您的文学创作

的影响，哪个方面更大一些？”

　　“我的根基是我国自己的文化，在这个根上，吸收西方的滋养。

特别是写作长篇时，我曾考虑使用什么形式，基本上还是采用现实主

义手法，把传统形式和创新手法结合起来。当然，主要还是要适合表

达的内容，而不应为形式而形式。”

　　“您是指现代派吧？不是为了求新而求新。”

　　“我在使用现代派手法时提醒自己要注意细节的真实，使用现实

主义手法时则要注意浪漫的虚构。长篇在一个基调上可以变换方式。

在叙述中换个方向，让读者也喘口气。”

　　“有人评论您的《心祭》把意识流和类似于古典诗词般的意境创

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这部《东藏记》是否继续这种风格？”

　　“我倒没觉得我在有意识地结合，只是很自然地就这么写了。”

　　“看来这也是一种意识流。是您的两种修养在写作中的下意识的

流露。您是国内少见的学者型作家之一，您怎么看二者的关系？”

　　“其实，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是学者，现在才分工。我始终

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写东西必须有一定的修养，有对于传统的继

承，也必须有对生活的独到体会。但作家的学问必须要为创作服务，

曹雪芹的学问都体现到人物形象上了。否则，掉书袋就不成了。”

　　“我认识的一位西南联大的老先生读了您的《南渡记》，很感兴

趣，说是其中的很多原型都很熟悉，在盼望着续篇问世。”

　　“是啊，前日在作协开会，有个青年就很坦率地和我说：‘你写

得也太慢了。’（笑）我真抱歉。”

　　“这部《野葫芦引》听说是由四部组成，另两部，《西征记》写

滇西战争，《北归记》写到全国解放。那么，写到此时有些什么新的

变动？”

　　“在构思上有一些新的想法。不过，不说也罢。”

　　“那么，在风格上又有些什么新的追求？”

　　“想要写得更好些，笔法上更趋向于白描。我不喜欢太多的修饰。

长篇要写得精炼，又要栩栩如生，身临其境，有境界，实在很难。因

为篇幅大，人多，事多，要做到结构严密，全书各章节水平大致一致，

不是参差不齐，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太笨的缘故。”

　　“这部《东藏记》有多少字？大概何时写完？”

　　“计划写八章，二十三、四万字。现在写到第五章，完成了十几

万字吧。前两章已在1995年的《收获》上发了。明年春天大致可以完

成，前提是不添病。”

　　“对了，有很多读者关注您的身体和创作。”

　　“非常感谢关心我的读者。我接到过一些读者来信，每封信都让

我很感动。我觉得我与读者之间有一个灵魂的桥，我们永远相通。无

论我有多少委屈和烦恼，读者的关心和理解都会把它们化解，而给我

动力，给我希望。我于世还有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