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意识到如何根据中国养猪密度大、区域多、市场需求分层次、疫情复杂、生产原料质量不稳、技术不统一的特点，设计好生产管理模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是未来生存发展的关键。本文在调查广西、广东、河南、河北、丹麦等 外近60 多家猪场的生产管理现状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并挖掘出国内当前猪场存在的9 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措施，以期与朋友们不断思考完善养猪生产，以适应未来的养猪要求。
 

　　1.1种猪场有一定的数据积累，但质量有待提高，系谱准确性要双重保证
 

　　由于个体标识比较依赖耳缺，因此不可避免导致不同人有不同的读法，一个猪不同时期的读法也会出现不同，因为耳病、外伤等导致的不可辩认也会发，据国外统计与国内实际发生的误读比例均为5% ～ 10%。此时，这些个体都要从育种群中剔除，无需测定，不留种做纯繁用、不能作种猪销售。
 

　　建议采用双标记法，如耳缺加耳牌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在丹麦早期出生，用小耳扣，用颜色来区分品种，断奶前1 天换中型耳牌，留后备时转到配种舍，配后成功后换成大耳牌，可以实现有效管理。即使如此，进入核心群母猪与测定后留作GGP 的个体，要采DNA 样品，如100根毛发，用基因检测验证系谱的准确性，一旦发现有误，要删除数据库中所有相关的亲戚资料，做到“诛连九族”，以保证数据库的质量。
 

　　1.2生产节律不固定，没有按周进行，导致生产成绩与疫情的波动
 

　　与国外的人少、工作时间集中、周生产节律的上班特点不同，国内多数场员工常住在场，周末晚上都有人值班，加上销售量不固定也不定期等原因，导致周生产节律的意识不强，各周的配种数、转群数偏差较大，这样会导致生产环境、猪群密度，工作量集中度的随机变化，从而影响生产管理的稳定性。
 

　　随着企业产业化发展，上下游物流对接、内外协作得到加强，如温氏与扬翔的“公司+ 农户”模式，按计划生产，有固定数量的断奶阉公猪苗每周到合作育肥农户，母猪与留测公猪转到自己的保育单元，保育与农户的规模根据数量按全进全出设计，可以真正实现做到按周生产，这样不需要加人，不需要加班;如贵港亚计山有一个5 000 头母猪分3点式的场，合计只有72人，如果再优化可以人更少。
 

　　实现销售按周完成，是推进场内按周管理的重要保障，按周管理后，由现场人员直接以猪的流向为轴心，现场自行准备调用各类物料，管理的难度与随意性大大减少，管理层人数也减少，同时可以提高员工的待遇，员工间的薪酬差距也会缩小，进入良性循环。
 

　　1.3猪舍设计要考虑未来20 年主流模式，否则到时白送都没人要
 

　　近年来，猪场硬件设计有明显改善，但在保温、给料、饮水等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在整体布局上要体现大舍小单元，周管理，全进全出，否则到时白送都没人要。
 

　　国内新建猪场的设计与投入有很大的改善，平均头母猪硬件投资达20 000元～ 35 000 元，但仍然出现控温不到位、饮水量过大过小、给料频率与质量不当、布局不当等情况，主要原因是在认识上偏差与设计不专业;如母猪仔猪共用水线、与料槽大小等设备选型不当等问题，导致猪饲养在外观非常现代化的猪舍中，饱受高温、高湿、浊气的困扰，甚至有时的舒适度不如早期开放式的猪舍;其他一些设计不当的旧场受自然条件影响更大，这样的生产成本与管理的效率会较差，兽医成本不断增加，现场员工非常疲备，一旦行情下走，风险就很大。因此，建议多关注猪只最基本的环境需求，设备选型与质量要很棒，要细致，而不必要的投入，如大门、围墙、外观等要能省则省。
 

　　1.4育种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规范性与标准化有待提高
 

　　与过去相比，各场的育种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我们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但可以看到在国家核心育种场，硬件与人员配备均是比较到位的。但也有一些不足，如存在各种原因导致的测定节律不规则、测定条件相差较大的情况。据刘小红等(2014)统计在国内做的比较好的7 个场中，头均母猪年测定数平均为2.38头，少于国标要求的1 公2 母，反映在留测猪管理上还做得不够，随意性较强，即使是销量较少的杜洛克也没有达到国标的要求，而大白测定量最低反映了当前扩繁场客户引种偏爱大白有关;至于要求入测猪要条件一致、密度一致，可能更加不到位，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有待于企业主意识的提升，与现场员工培训、管理、待遇的到位。
 

　　从遗传分子水平看，同窝中后代的差异性也存在，因此要尽可能测定多的同胞，才能真实反映性状的好坏，有的场可以做到测定量平均4 头/ 窝，有些场做到6 ～ 8 头/ 窝，测定阉公猪是一个比较好的数据来源，但有时管理者对此的认识还有不足。
 

　　同时，对于超大型企业，可考虑加强终端父系的育种，重点开展增重与料重比的测定，如现在1 头上市肉猪的饲料成本达900 元，料重比从2.5 降低到2.4，意味着1 头猪有36 元的增效，日增重从1 000 g 提高到1 100 g，意味着早出栏8 d 能增效80 元，这些通过育种与营养的配合，是可以做到的。
 

　　1.5数据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基于数据的管理才是有效的管理
 

　　随着对信息重要性的认识，多数企业都配套了各种各样的数据系统，而能有效使用这些系统的并不多，用于育种的模块是比较到位的，更好一些的企业以此做为绩效考核的取数依据，但也没有真正体现这些数据的全面管理价值。
 

　　如考核产仔数，与考核产活仔数就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还要控制死胎、木乃伊等，考核窝平均产出就没有头母猪年平均产出合理，因为后者就要求加强对非繁殖状态母猪早发现、早处理，需要员工关注个体，否则猪场最终的表现不会优秀，要拿着报表到现场对猪处理，这个过程并不复杂，要的是认真细致与负责的态度。
 

　　1.6经营中注重短期效益与价值长期性的局部背离
 

　　由于国内疫情风险较大，有些企业长期形成了非常保守管理方式，导致猪场的潜力不能发挥，正确的工作开展受限较大，如自留后备的频率不能按月进行，或按周进行，有时一年就在外界相对安全，或销售淡季时留1 ～ 2 次，担心生物安全，导致最好的基因无法留下，影响生产水平的提高。
 

　　有些企业关注成本，员工考核中控制母猪的淘汰率，如25%的标准，实际常在20%左右，导致猪群生产水平提高很慢，难体现育种的价值。同时又面临猪群老龄化，仔猪活力下降，用药成本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我们倡导做好生产，加强隔离淘汰，强化健康管理，弱化治疗，推崇用一些非兽医的方案来提高健康度与效率，如实施高更新率， 建议GGP 场要做到60% ～ 100%，GP 场40% ～ 70%，PS场30%～ 40%，就实现性能与效率的提高，同时降低用药成本，员工更多关注正常猪场，从而增强盈利能力。
 

　　1.7随意改变育种方向，导致没有遗传进展
 

　　在市场行情好时，育种与销售的问题不突出;当市场下行时，客户主动权增加，要求提高，以博你降价，变得更挑剔，这时现场育种团队就会有压力，客户仅出不高的价格，却要体形好、指数高、“一见钟情”的完美猪只。
 

　　因此，无论你怎样做，客户的要求永远无法满足，好比买车一样，没有完美的车，只要特点鲜明的车，它就有未来，因此彼此要理解供求关系本质，与育种的长期性。即使我们到国外选种也是一样，美国的猪总体上肌肉线条明显，而欧洲品种肚大能生，总是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不足，引种企业也知道这些不足，没有人能找到完美的猪只，但最终还是引了不少回来。
 

　　我们也看到抗病育种有时也很热门， 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 Edfors-Lilja 等(1994)通过124 头大约克夏猪的免疫发现， 单核细胞增殖和IL-2 等多个细胞因子的遗传力为0.3 ～ 0.4，达到了中等水平遗传力，但干扰素a 的遗传力只有0.08，但实际上这个数据量远远不足，我们估计遗传力的样本数要求达10 000 个以上，这样的研究具备可信度与可复制性，好比我们对产仔数的选育，遗传力也在0.1，但群体大，每年的遗传进展也会有0.1 的提高。另外，控病要比育种好做很多，育好一个种不容易，控好一个病相对容易。
 

　　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信息，企业这时会难于保持与坚持一个育种方向，从而导致选育多年，猪群也没有亮点与卖点。从营销的角度，不要没有缺点的产品，只要有亮点的产品，体现出独特性与差异化;同时也要看长远的养猪业发展趋势，因为现在是未来育种，今天是过去育种的成果。
 

　　总体上，生产效率与肉品品质是永恒的主体，短期内可能通过分系育种设计解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在未来会趋于一致。经过2013 年到2014 年的低行情后，大家对饲养效率的需求加强了，出栏PSY18 头, 与PSY25 头，就意味着猪场生或死的问题。我们发现，2015年来引公猪的客户，对高指数的猪明显有兴趣了，多年的育种坚持，到了回报的时候了。
 

　　1.8团队的稳定性与技术服务公司的兴起，帮助企业用外脑迎接未来挑战
 

　　继2007 年后的高行情吸引众多资金投入到养猪中来，规模越来越大，对高端人才、领军人才的需求增加，薪资条件也不断提高，自主跳槽与猎头挖人现象较多，团队的稳定性受到了挑战，往往换了人，就换了一套做法。猪场小，内部管理体系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对人的依赖性大，从而导致生产容易出现波动或后退，这种情况，甚至在国内一些大龙头企业也有发生。
 

　　有些企业也提前看到这一点，采用高薪、期权等方式，稳定核心技术人才，以保持技术与团队的稳定性。但对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即使愿意给期权，也不见得能留人，此时，国内应运而生的猪场生产、育种、兽医、管理的托管公司，通过服务外包，能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与运营的稳定性问题，这是一种低成本的使用外脑方式，在国外很普遍，值得在国内推广。
 

　　1.9更新观念，与时俱进
 

　　通过对国内外养猪体系的比较发现，相对于种群规模、育种投入、技术水平等方面，中外没有大的差距，甚至在规模、产房、发病时精细管理方面我们还有优势，但在观念、管理重点、体系设计等方面差异较大。如国外普遍采用短期治疗，无效淘汰的处理方式，治疗周期以3 ～ 6 d 为主，实现生产力从问题母猪中解放出来，能做到用很少人聚焦于优秀、正常个体的管理;而国内常见治疗期将近1 个月，虽然实现了短期直接成本的降低，却导致间接成本的增加与劳动效率的低下，留下病源风险，员工疲于“用药救火”，增加药品用量，降低了产品品质，导致对生态的破坏，自然环境中的兽药残留到了“断子绝孙”程度了， 据统计2013 年中国一年使用16.2 万t 抗生素，约占世界用量的一半。有超过5 万t 抗生素被直接排放进入水土环境中。
 

　　因此，对一些弱病仔，要评估，尽快处理，增加超早期小损失，减少后期大损失，与巨大的隐性损失，同时要评估增加人员的成本与减少死亡率的成本的多少，不一定要追求很高的生产成绩，这可能不是最经济的做法。
 

　　解决好上述9 个方面的问题，有利我们养猪企业，在任何时候，都心中有数，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未来中国养猪的主体是最低成本者，育种的主体是能育出最佳性价比的种猪企业，而最有竞争力是能联合、提供解决方案、创造新增产业链价值，并愿意分享价值的产业链整合者。